洗、养护。
反正搪塞了海州的“举荐”就行,赵桓并不觉得让储宏干这些事有何不妥?自己只要能把他留在宫中不要乱跑就好,管他储宏是个甚的想法?
甚至混到如今,赵桓差点就忘记他的存在了。但是储宏的心中,却总也丢不下这大宋,和赵桓这个官家。要说这也谈不上什么恩遇,纯粹就是大宋祖宗之法的教育成果。
说起历朝历代对宦官的控制,最成功的无疑是大宋一朝。其他无论汉唐,都有宦官乱政的事情发生,甚至还不是一起、两起的发生过。
个中的原因,说到底就是皇权与相权纷争引起。因为相权的存在,天然限制了皇权的唯我独尊。而一个皇帝想要唯我独尊,那么他最可以信任的人,无疑就是身边的宦官。
至此,宦官集团就成了皇帝手中制约相权的一把利刃。等到宦官集团做大、皇帝暗弱时,宦官集团就成了依附在皇权身上的一颗毒瘤。
他们可以轻易地控制皇帝起居,隔绝内外,擅自下诏,甚至还曾发生过废立皇帝的事情。所以大宋立国之后,最忌讳的两件事就是:武人擅权、宦官专权。
大宋的太祖皇帝,就要吸取前朝教训,规定内侍宦官的官阶不得超过供奉官。真宗时,又限定宦官的官阶最多可迁为节度观察留后,不准迁为节度使。
至赵佶时,因为童贯军功显赫,这才开始突破“止法”,竟然多人晋升节度使,甚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如童贯就累迁为武康军节度使,又除开府仪同三司,封广阳郡王。
内侍梁师成也能官拜节度使、太尉、开府仪同三司,一度被人戏称“隐相”。此外内侍杨戬拜彰化军节度使,迁检校太傅,死后还追赠了太师、吴国公。
但是有宋一代的宦官,依然未能对皇权构成威胁。究其原因,还是大宋朝廷对宦官建立了一套监督制约机制,并使之不断运转,发挥效能。
宋初太祖、太宗皇帝对宦官的约束和限制,后来就成为“祖宗之法”的一个组成部分,被大宋历代皇帝遵行,并且编入了《宋律》法典。
所以大宋君臣间在内侍宦官问题上,也大多能够起到互相监督,互相牵制的作用。
手里没有了生杀之权,宦官特有的身份就显得格外卑贱,不被士大夫正眼想看。何况还有祖宗之法的制度,宦官们也就失去与朝臣、藩镇结援的机会。
别看童贯、梁师成等人得意时如何嚣张跋扈,可以肆意左右朝廷国策。但就算他们,也只需官家的一纸诏书就能轻易了结去性命。
大宋的宦官,也许可以像李宪、童贯那样在边关建功立业,或者像梁师成那样弄权?但是他们,绝大多数人也都很忠心地他们侍奉的皇帝。
所以对于大宋的宦官而言,忠心官家早已成了天经地义之事。储宏自然不能例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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