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关装备的工厂里传播开来,让工人们知道自己生产的这些产品所具备的价值在哪。
同时,也要报导一下一些部队因为装备和弹药不足的关系,而被击退,甚至是被消灭的事情,让工人们知道装备和弹药数量不足的后果,督促他们积极生产,否则就会导致更多的部队因为装备或弹药不足的缘故而被消灭。”
曼图洛夫说得倒是轻巧,但这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。
其实,库拉科夫早就想过这一点:“曼图洛夫同志,您说的这些我们克拉斯诺亚斯克边疆区党委的同志也提及过,但我们缺乏相关的材料,所以最后并没有得到落实。”
“放心吧,库拉科夫同志。我们红军总政治部会尽量给你们提供足够的相关材料。当然,这些材料不能涉及包括我军部署在内的军事机密,所以大部分能提供材料都不是最新的,当中调到的故事都不是最近这段时间发生的,希望你们能够理解。”
库拉科夫这才想起了曼图洛夫还兼任着红军总政治部主任,如果红军那边肯帮忙提供材料的话,这宣传灌输的工作就更加好办了,但监督方面的问题怎么解决?“感谢红军总政治部对我们提供的帮助,那么,监督上存在的问题应该怎么应对?”
“库拉科夫同志,刚才您也说了,现在监督不力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监督和惩罚标准不统一,这样的话,我们就需要制定一个统一的标准,将监察机制和惩罚机制统一化。
但将标准统一了,将监察和惩罚机制统一了,那是不是代表问题能够得到解决了呢?在我看来,这是否定的。
因为监督不力的根本原因,其实就是在于负责监管的领导身上。正如您刚才所说的,部分领导因为担心人才流失,担心领导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受到影响,于是都采用了较为宽松的标准。
如果将标准统一化了,领导惩罚的时候就会有根有据,按照既定的标准,将发现怠工的工人进行惩罚,这就不存在什么标准宽松的问题了。
但如果某些工厂的问题根源是在于领导懒惰,不愿意去监察,甚至是故意包庇某些怠工工人呢?即使标准有了,这些领导会不会故意包庇某些人,故意看不到有怠工现象的存在。会不会看见之后故意不处理?”
“的确有这种可能性,但无论如何,我们都要相信自己的同志。”
“没错,我们是要相信自己的同志。但有一些人背着共产党员的身份,掌握着一些权力,却不想着为人民做事,心里根本就没有党。这些人能算是我们自己的同志吗?
对于这些人,我们必须要严惩,如果我们能够百分之百地肯定所有工厂的领导都不是这样的人,那当然最好,但如果真有这样的人,那该怎么办?
所以,我们应该不定期地派人到工厂里进行巡查,而且这些人也要以另一个身份进入工厂,以保证巡查具有突击性和隐秘性。但这个方法的成效,还有待验证。”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,更优质的阅读体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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