旦、礼部尚书汪俊亦致仕回籍。
万历朝几任阁臣,如王家屏等,皆因“国本”一事忤君,疏言求去,朱翊钧也不留。由此高务实看出来,士大夫群体积极抗争,的确给皇帝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,但在这个过程中,君臣关系亦不免趋向恶化。
杨廷和当年便曾说过:“比议大礼,则以鱼水之投,而为水炭之隔。”
君臣冲突初起时,阁臣身处中枢,位近于百官首领,他们难于置身事外,事实上,刘健、杨廷和等人引导了当时群臣对皇帝的抗争之举。
而出现因冲突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的局面时,阁臣亦难于置身事外,他们势必要做出政治抉择,是持续性的以直抗君?还是委曲从君?
阁臣若取直道强谏,甚至一去以明志向,该种行为节义显见,也使皇帝感受到其对政治原则的持守。但如此决绝,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士大夫对自我价值的否定,此不仅系于个人官位名利之事,也意味着当事者在已然焦灼的局势中,失去了发挥持续性政治影响力的常规途径。
阁臣若缄默,直至委曲从君,这有助于当事者获得皇帝的信任,进而采取可能的手段来缓和紧张气氛。但如此为之,在强谏明志者前赴后继的政治氛围中,则不免要承受关于名节有亏的舆论指责,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焦虑。
总的来说,大规模的君臣冲突既是政治事件,同时也构成一种君臣关系紧张的政治处境。阁臣位势重要,他们无从回避地要有所表态。在大规模的抗争活动后,是持续性地以直抗君,还是委曲从君,两种行为取向皆有其合理性预设,又皆有局限,这构成了阁臣政治处境的两难抉择。
在这种政治处境中,阁臣如刘健,取“直”,如李东阳诸人,则从“曲”。
完全的取直,高务实觉得并不甚佳,尤其他是知道大明朝政治走向的人,假设“将来”他也取“直”而致仕罢官,那么这个大明也就几乎是被宣布“抢救无效”了。因此高务实虽然亲手打造了“南疆退路”,但他从心理上是不希望启用这条退路那一天的。
那么,阁臣取委曲之道立朝,其政治实践的特征又如何?诸如“和缓”之类的形容词,只是对一种行事风格的简单化描述,结合李东阳、费宏与王锡爵在首辅任内的政治实践,高务实当年总结出三点行为特征。
其一即为顺从皇帝主张。李东阳在正德元年随刘健、谢迁一道要求皇帝诛杀用事宦官,正德元年八月至正德七年间,李东阳担任内阁首辅,在任期间与刘瑾有往来应酬之事。查《明武宗实录》可知,在刘瑾被定罪前,再未见李东阳弹劾宦官用事的奏疏。
费宏在嘉靖初年随杨廷和等阁臣与世宗争“大礼”,“署名公疏,
请收藏:https://m.lshu.cc
(温馨提示:请关闭畅读或阅读模式,否则内容无法正常显示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