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”,这一条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专给宰相的加衔。而这,也正是明代阁臣远不及前代的一点——没有“开府”并且“仪同三司”的权力和地位。
什么叫开府?就是这个人有自己专门的官衙作为办公地点,而仪同三司则是明确规定他开的官衙,地位等同于三司。
何为三司?三公三师就是所谓“三司”。太尉、司徒、司空曰三公;太师、太傅、太保曰三师。
所以“开府仪同三司”意味着此人的地位就是“三司”这个级别,而大明没有这个说法,因此三公三师也好,还包括三孤三少等,全部成了皇帝可以另外赐予的加衔——朕没有赐予,那你们就慢慢混,慢慢升吧,别指望朕一次给你们“仪同三司”。
宰相开府不仅是“仪同三司”的地位很重要,更要紧的是相府里有许多属僚——左丞、右丞和参知政事等。而内阁阁臣就没这个待遇,一般他们在某殿或某阁办公,手下只有几个管理卷宗、抄抄写写的文书,相比宰相而言,那是寒酸到了极点。
更何况宰相开府还有一个更大的直接权力,上面已经提到过一些:开府的宰相直接握有行政权,在某些朝代如秦、汉、魏晋等时期,甚至可以自行任免朝中绝大多数官员。
这是因为宰相本身只对皇帝负责,而百官反倒并不需要直接对皇帝负责,却是对宰相负责的。
后世很多人不明白为何偏偏大明朝的文官们和皇权冲突那么大、那么激烈、那么不可调和,其实原因就在于此。
正所谓有压迫就有反抗,皇权把相权压制得太狠,所以大明朝的文官们对于恢复宰相的真正权力就越发念兹在兹,文官集团长期为此坚持不懈,矛盾当然就产生了,也根本不可避免。
心学派的官员当然也是文官,而且他们比实学派官员更加重视这种有些“复古”的传统。因此,在王锡爵的眼中实学派固然是大敌,但好歹在大范畴内还属于战友,而作为皇权衍申的阉党,在他眼里才是真正的生死大敌,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那一种,根本不可调和,也没有任何调和的理由。
之所以现在心学派和张诚这种阉竖居然搅和在一起,在王锡爵眼里不过是典型的“经权有变”罢了——我只是迫不得已才和你等阉竖合作一下,不代表你在我眼里能算个什么玩意。
他刚才一听张诚那个“我辈”就勃然作色,要不是申时行连忙打眼色给他,差点就要当场发作,也正是因此。
我堂堂文人君子,会跟你一个阉竖是“我辈”?你这残缺不全、畜生一样的东西,也配和我这满腹经纶的文人士大夫相提并论?
这就是王锡爵的思想,同样也是申时行的心底所想,无非王锡爵脾气更刚直,而申时行更阴柔罢了,本质上并无区别。
因此王锡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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