藩一人,其后营数增多,才有统领和分统的称谓。
曾国藩要求以将必亲选、兵必自找、层层节制的原则组建军队,自统领至兵勇都是逐级进行募选,改变了绿营中“兵与兵不相知,兵与将不相习”的弊病。
谷/span但也明显暴露了建立私家军队的用心,并从此就开创了近代中国“兵为将有”的先例,军阀拥兵割据的局面也就初显端倪了。
曾国藩在治军方略上苦费心机,主张用儒家学说治军,即用封建伦理纲常去教育官兵,以仁礼忠信作为治军之本去陶冶官兵。
他的目的就是要以此来维系军心,培植出一支完全绝对服从于自己的私家军队,所以他认为,“用兵者必先自治,而后制敌。”
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好影响了几代人,且不说其同时代的湘、淮将领以曾国藩为楷模,就是其后的很多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治军方略也推崇备至。
张之洞、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采用西法编练新军时,还采纳了曾国藩治军的许多做法。
民国军事家蒋方震在他的《国防论》中赞赏曾国藩是近代史上“一个军事天才家”,还说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。
蒋某人明确表示要师承曾国藩,要求军队中的将领必须“认清历史,效法曾胡”,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,尊崇曾国藩的“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”。
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,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,事实上,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,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、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。
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“指示之语,或失于隘”、或“病于琐”、或“偏于静”的局限。
在这种情形下,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,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,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,避其异,扬其长,兼收并蓄,扬长避短,推进儒学的发展。
曾国藩还以气学在生成论方面的资源来弥补理学之局限,谓“张子之《正蒙》,醇厚正大,邈焉寡俦”。
依着气学的思路,曾国藩认为,天地万物均因禀气而生,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最终基元,在禀气而生这个意义上,天地万物是“同体”的。
不过,曾国藩同时认为,虽太和絪緼之气流行不止,天地万物最初所得之气“均耳”,但人与物、圣人与常人实所禀有之气并不相同。
就人与物相对而言,人得气之全,物却仅得气之偏,故人有知性,而物仅得物性。
就人类而言,圣人所禀之气清且厚,常人所禀之气却浊而薄。
曾国藩继承桐城派方苞、姚鼐而自立风格,创立晚清古文的“湘乡派”,乃湖湘文化的重要代表。
他论古文,讲求声调铿锵,以包蕴不尽为能事;所为古文,深宏骏迈,能运以汉赋气象,故有一种雄奇瑰玮的意境,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,为后世所赞。
曾氏宗法桐城,但有所变革、发展,又选编了一部《经史百家杂钞》以作为文的典范,非桐城所可囿,世称为湘乡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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