训练，在路桂军身上交汇并融合。此外，路桂军在疼痛科摸索实践了将近20年的经验、国人死亡观念的日趋进步、所在医院的包容与支持，这些都为209年清华长庚医院安宁疗护病房的建立提供了较为成熟的条件，也让路桂军有了尝试举办“生前葬礼”的底气。

　　不过，不是每一个临终关怀机构都能如此幸运。

　　“名不正言不顺”

　　有临终关怀医院被迫迁居7次

　　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可能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，成立于97年。204年其院长李伟接受媒体采访时称，因为周边居民无法接受“晦气”，医院曾在27年间被迫迁居7次，“上百个居民堵住医院门口，不让老人入住，老人们被迫坐在马路边，护士们抱在一起哭”。

　　类似的事情，直到7年前还在我国一线城市上演：204年，上海推广临终关怀进社区工程遇市民抵制；同年，杭州一小区内欲建临终关怀中心，但因居民反对最终取消。《新京报》在207年曾报道，北京多家临终关怀机构出现亏损，其中，北京隆福医院为经营临终关怀项目一年亏损两百多万元。因为相关机构少、临终关怀“一床难求”。

　　虽然在中国发展历程有30余年，总的来说，安宁疗护在我国大陆尚属新生事物。它的前身是2世纪欧洲一种专门照料朝圣途中病饥之人的驿站，柏林修女玛丽·艾肯亥在79年将一所安宁院改为收容晚期癌症病人的场所，除了药物，还用祈祷等手段为病人祛除苦痛。967年，西西里·桑德斯在英国创建全世界第一所现代化的临终关怀院，而后，安宁疗护服务遍布英美等发达国家。

　　上世纪0年代，安宁疗护传入中国台湾、香港地区，而后在当地达成高覆盖率，被纳入全民健康保险或免费医治，具有健全的法律保障和丰富的资金支持。而在大陆，从上世纪0年代末至今，设有临终关怀科的医疗机构有上千家，但多集中在上海、北京等一线城市，安宁疗护覆盖率不足%。

　　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”王云岭表示，将西方传入的“Hspie”概念译为“临终关怀”实际上是准确的，但也造成了这一事业在中国发展的观念障碍：缺乏死亡教育传统的中国公众拒斥死亡，对“临终”事业缺乏好感，甚至充满敌意地抵制。

　　王云岭注意到，中国政府自203年开始在正式场合开始使用“安宁疗护”这个概念，“相比较来说，它的人文色彩更浓一些，言说生命更委婉一些，不易让人直接联想和言说‘死亡’。”

　　人固有一死，逃避谈论和应对死亡，也许只会让死亡变得更加痛苦。205年，英国“经济学人智库”对全球0个国家和地区临终患者死亡质量进行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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