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初年，官方乃请遗老、长者口授经书，而以当时所使用的隶书记录成书，称为「今文」。

　　所谓的谷梁派、公羊派、还有左氏春秋。

　　这三家儒学，其实就是三种把儒家思想与西汉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，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，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。

　　从学术角度来说，这些今文经学派，是在孔子的《春秋》基础上推陈出新，以学派自己的思想，重新解读《春秋》而形成的学术派系。

　　他们虽然都是儒家后人，但是做的学问却是西汉当代的学问。

　　董仲舒当年能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，就是因为他拿出了一套适合汉武帝当时执政的全新儒学。

　　可以说，西汉时期的儒家，是非常与时俱进的，并且对自己的学术也经常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。

　　但是，这种今文经学派，到了东汉时期，就基本全灭了。

　　汉景帝时期，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，于壁中得礼记、尚书、春秋、论语、孝经，皆以古籀文书写，称为「古文」。

　　当时经师多不信古文。

　　但是到了东汉末，服虔、马融、郑玄皆尊习古文，古文经学遂昌盛。

　　到现在流传下来的儒学十三经注疏，多取古文学派之说。

　　而西汉的今文学说，仅存当时凭借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所留下的公羊传，而且还是后人何休注写的版本，并非董仲舒的原版。

　　剩下的其他儒家学派，不管是思孟还是公羊又或者左传，乃至鲁儒都基本失去传承了。

　　后来的唐宋元明清时期，儒家学的就是所谓的“古文经学”了，也就是崇古派。

　　可以说，造成最终明清时期的腐儒从生，从思想到身体完全都被禁锢住，并且将女子死死圈于礼教牢笼中的这些糟粕，全都归功于古文经学派。

　　和西汉的今文经学派真没什么关系。

　　西汉的儒士，那也是上马可以杀人，仗剑游侠三千里，下马可以治民，奉行大复仇主义，为父母血亲朋友而杀人的事情层出不穷。

　　并且喊出了：“九世犹可以复仇乎？虽百世可也！”的口号！

　　当时的儒士，那是真的和匈奴死磕，并且发誓百世也要复仇的狠人！

　　西汉的儒家，可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。

　　也没有宋明以后儒生们强调的“饿死事极小，失节事极大”。

　　更不是那种勇于内斗而怯于外争，结果被外夷们揍得鼻青脸肿或是耍得团团转，要么就是嫌弃“水太凉”，“弃暗投明”的速度比谁都快的“大儒”！

　　说来好笑。

　　汉武帝当时叫嚣要向匈奴复仇时，朝中有非常多谈和派，都认为不起战端最好。

　　甚至搬出了《周礼》中复仇可尽五世之内，五世之外，施之于己则无义，施之于彼则无罪的说法来呛汉武帝。

　　最后居然还是公羊儒站了出来，拿出了自家的大复仇理论，叫嚣着君主受辱，百世亦可报！

　　公羊儒认为，国仇可绵延百世，必须要报仇才行！

　　而匈奴将汉武帝的爹、爷爷一直上朔到老祖宗刘邦给欺负了个遍！

　　西汉的几位皇帝都被匈奴入侵过，这能不是国仇吗？

　　这仇必须得报啊！

　　有了公羊儒的这番理论支持，这才让汉武帝压服了朝中的谈和派，最终让卫青霍去病来了个封狼居胥，一举将匈奴的嵴梁骨打断。

　　算是报了这延绵六十年，五代皇帝的大仇！

　　如此儒家，喜欢投壶这种带有沙场征伐，喜欢玩博戏这种用棋子模拟军阵对抗的游戏，似乎才是合乎常理的事情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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