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汉初年,官方乃请遗老、长者口授经书,而以当时所使用的隶书记录成书,称为「今文」。
所谓的谷梁派、公羊派、还有左氏春秋。
这三家儒学,其实就是三种把儒家思想与西汉当时的社会需要相结合,并吸收了其他学派的理论,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。
从学术角度来说,这些今文经学派,是在孔子的《春秋》基础上推陈出新,以学派自己的思想,重新解读《春秋》而形成的学术派系。
他们虽然都是儒家后人,但是做的学问却是西汉当代的学问。
董仲舒当年能说服汉武帝独尊儒术,就是因为他拿出了一套适合汉武帝当时执政的全新儒学。
可以说,西汉时期的儒家,是非常与时俱进的,并且对自己的学术也经常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。
但是,这种今文经学派,到了东汉时期,就基本全灭了。
汉景帝时期,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,于壁中得礼记、尚书、春秋、论语、孝经,皆以古籀文书写,称为「古文」。
当时经师多不信古文。
但是到了东汉末,服虔、马融、郑玄皆尊习古文,古文经学遂昌盛。
到现在流传下来的儒学十三经注疏,多取古文学派之说。
而西汉的今文学说,仅存当时凭借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的董仲舒所留下的公羊传,而且还是后人何休注写的版本,并非董仲舒的原版。
剩下的其他儒家学派,不管是思孟还是公羊又或者左传,乃至鲁儒都基本失去传承了。
后来的唐宋元明清时期,儒家学的就是所谓的“古文经学”了,也就是崇古派。
可以说,造成最终明清时期的腐儒从生,从思想到身体完全都被禁锢住,并且将女子死死圈于礼教牢笼中的这些糟粕,全都归功于古文经学派。
和西汉的今文经学派真没什么关系。
西汉的儒士,那也是上马可以杀人,仗剑游侠三千里,下马可以治民,奉行大复仇主义,为父母血亲朋友而杀人的事情层出不穷。
并且喊出了:“九世犹可以复仇乎?虽百世可也!”的口号!
当时的儒士,那是真的和匈奴死磕,并且发誓百世也要复仇的狠人!
西汉的儒家,可没有女子无才便是德。
也没有宋明以后儒生们强调的“饿死事极小,失节事极大”。
更不是那种勇于内斗而怯于外争,结果被外夷们揍得鼻青脸肿或是耍得团团转,要么就是嫌弃“水太凉”,“弃暗投明”的速度比谁都快的“大儒”!
说来好笑。
汉武帝当时叫嚣要向匈奴复仇时,朝中有非常多谈和派,都认为不起战端最好。
甚至搬出了《周礼》中复仇可尽五世之内,五世之外,施之于己则无义,施之于彼则无罪的说法来呛汉武帝。
最后居然还是公羊儒站了出来,拿出了自家的大复仇理论,叫嚣着君主受辱,百世亦可报!
公羊儒认为,国仇可绵延百世,必须要报仇才行!
而匈奴将汉武帝的爹、爷爷一直上朔到老祖宗刘邦给欺负了个遍!
西汉的几位皇帝都被匈奴入侵过,这能不是国仇吗?
这仇必须得报啊!
有了公羊儒的这番理论支持,这才让汉武帝压服了朝中的谈和派,最终让卫青霍去病来了个封狼居胥,一举将匈奴的嵴梁骨打断。
算是报了这延绵六十年,五代皇帝的大仇!
如此儒家,喜欢投壶这种带有沙场征伐,喜欢玩博戏这种用棋子模拟军阵对抗的游戏,似乎才是合乎常理的事情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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