年,河西务、临清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以及九江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80万两(1),全国其它钞关四十余处虽不及七关,年入不过只是稍逊……”
看着经略,顾炎武又继续说道。
“而崇祯元年,七地钞关加之崇文门商税征银约55万两(2),不过短短十三年,税额增加近倍……自加税之令下,而市价日高一日,小民日穷一日,至于挑担背负,零星琐屑无得免者……”
对于顾炎武的反对,朱明忠只是笑而不语,在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的这个时代。征收商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即便是在未来,在90年代税务改革的时候,考虑到税收征收的难度,政府仍然选择了以生产环节征收为主,因为政府无法投入大量的人力,财力。在消费环节征收税金,所以选择了相对简单的生产环节征收。
但是在这个时代,在这个时代并没有后世的工厂。只有那种小农经济,顶多也就是有一些作坊。如此一来,商业税的征收自然不是那样,一张嘴就能收来的。毕竟,即便是在21世纪,零售以及消费环节征税,依然是一个困扰政府难题。
21世纪都没有解决的问题,在17世纪想要加以解决。根本就是痴心妄想!
也正是因为对于时代的比过去更为了解。他不仅了解到这个时代的商税征收是以税关征收为主,市税为辅,而城市中对商铺收的零散多达数十种杂税,到底上相当于后世的“费”,大都用于地方官府开支。因为了解这一切,现在他自然不会像过去一样,之所以想当然的以为明朝加三饷时“专加西北不加东南”,那根本就是无知者的臆想,自蒙元以来,南方的田土农业经济价值便优于北方,所以平均每亩的田税也较北方重。身为江淮经略使的他自然知道,现在常州府每亩税银是一钱五分六厘,而江北的税收相应较轻,有一亩五六分者,也有一亩一分五六厘者,平均不过五分。而对应的常州府平均早就倍于江北。
至于所谓的“阉党收商税”、“东林党反对收商税”,同样也只是网络段子。甚至与此相反的是被吹捧上天的“阉党”才是真正反对收商税的一群人,甚至在崇祯朝“免榷潼关咸阳商税,市恩商贾”,还是那些个“有才有德”的“阉党”的罪名之一。
至于被指责为反对收商税的东林党,反倒是商税的主张者。如何士晋在两广任上时就曾改革辽饷征收,试图用增加商税的方法,来抵免田亩加派,可以说看起来何士晋是最像所谓的“阉党”的人,然而让一些后世的“阉党粉”失望的是,他恰恰是位东林党人。甚至何士晋免除加派,试图用商税补充辽饷的改革方案,后来也是阉党的攻击他贪污腐败一项劣迹。
当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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