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门子弟中推荐选拔，属于一流的战士。六镇军人立功的嘉奖强过其他地方的军人，同时升迁也享受特权（所谓“复除”），拥有相应的优待措施。想去那里建功立业的人绝不在少数。（《木兰辞》中木兰从军的经历，很可能就是六镇军人戍边生活、抵抗柔然的真实写照。木兰凯旋回京，所得的封赏也的确是相当优厚的。）

　　半个世纪后，情况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首先是柔然衰败。柔然自从第五任可汗吴提以后，实力不断下降。北魏太和十一年（公元487年），第八任可汗豆仑在位时，隶属柔然的敕勒副伏罗部的首领阿伏至罗兄弟率部起义，在柔然的西部建立了高车国。柔然无法平息这起叛乱，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，因为它失去了对西域的统治。高车国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，与北魏通好，不断进攻柔然，促使柔然内部发生了内乱。太和十六年（公元492年），柔然遭到高车与北魏的两面夹击，吃了大败仗，可汗豆仑被杀，部众推豆仑的叔叔那盖为可汗。那盖死后，其子伏图继位。伏图为了缓解形势，避免腹背受敌，几次派遣使者到洛阳与北魏通和（这件事我们在前文曾有提及）。宣武帝虽然没有答应，但也没有兴趣消灭这个奄奄一息的北方邻居。北方边镇处于无敌可战的状态，一晃就是三十年。换句话说，整整一代人荒废在了鸟不拉屎的边疆，六镇不再是少年圆梦的地方，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淡去。

　　这一现象，在迁都洛阳后更加严重了。孝文帝的迁都，是造成六镇地位进一步下降的第二个原因。六镇本身的战略意义，在于防卫毗邻大漠的平城。平城一日为都，则六镇一日不得放松防务。一旦北魏的统治重心转移到了黄河以南的洛阳，戍边将士们的地位也就不复存在。尽管他们也是鲜卑贵族出身，却丝毫得不到远在洛阳朝廷的鲜卑贵族们的关照和重视，并且受到加倍的排斥和打压（孝文帝忽视了六镇军民的利益分配，导致了问题的激化，是在汉化改制过程中一个不可原谅的大失误）。特权没有了，升迁到内地也一辈子不用指望了，甚至吃穿不愁的基本待遇也失去了保障。镇将们得不到任何改制的好处，反而被汉化的洛阳贵族们认为是鄙夷的粗俗军人。失去了权势希望的他们，只好转而聚敛钱财，让精壮的士兵到境外去掳掠财物，老弱病残则砍伐山林、耕种田地，并选择那些有点文化技能的士兵负责经营，由此获得的利益统统收归己有。士兵们的收入微不足道，像高欢那样的家庭并非个例，兵将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。这种组织方式，已经接近于监狱式的劳役管理，六镇从天堂跌入了地狱。

　　其实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六镇如同监狱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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