的东西。
面对权力和利益,人们很难守住本心,通常都会犯下一个致命的通病,吃独食,也就是任人唯亲。
而这种行为必然会招致他人的嫉妒、怨恨,甚至成为众矢之的。
在这方面,有两个人最具有代表性,近一点的案例是刘备,远一点的案例是曾国藩。
早期的刘备就是因为不懂“利权可共,而不可独”的道理,得到徐州后,把所有大权都交给两个结义兄弟,不重用徐州其他人才,于是便有了两失徐州之憾。众多人才如田豫、陈登父子、徐庶等,也都先从后离,转投曹操。甚至连刘备自己也颠沛流离大半生,一无所成,麾下的人才来来去去,还是一开始那些人,几乎一个没多。
直到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后,刘备才意识到放权放利益给属下的重要性。诸葛亮一出山,便被刘备委任钱粮兵马之重任。打下益州和汉中后,刘备大封新投之臣,诸如马超、法正、李严、黄忠等等,皆有厚赏,而对老臣诸如关羽、赵云,则封赏甚少,并因此引起关羽的强烈不满。最后,刘备更是出人意料的将汉中太守交给新投靠的魏延,而不是张飞。
于是便有了蜀汉之盛。
虽然这盛况没能持续多久,便因为关羽大意失荆州而堕入谷底,但毫无疑问,晚年的刘备彻底悟了。临终前,刘备更是将帝王权术运用到了极致,因而才有了在诸葛亮的领导下,蜀汉从绝境中挣扎出来的幸事。
要知道,在刘备去世的时候,蜀汉当时只剩下十三个郡,周围还有五路兵马虎视眈眈,妥妥的灭国之兆。
而现在,仅仅十年过去,蜀汉的国力早已今非昔比,已经可以单独和魏国正面硬抗了。
与刘备早期遭遇相同的另一个例子是曾国藩,早期的曾国藩在组建湘军抵抗太平军时,认为占有大义就能感召别人,必然振臂一呼,应者云集。
但是曾国藩很快发现,最初投奔他的人才,都去了另一个湘军将领胡林翼那里,于是便问幕僚赵烈文:“众皆出我下,何故尽归胡公?”
赵烈文回曰:“人皆有私,在公麾下既不能官,又不得财,不走何待?”
曾国藩问:“那我该怎么办?”
赵烈文回答:“集众人之私者,可成一人之公。”
曾国藩这才恍然大悟,从此以后对待有功的部下“武人给钱,文人给名”,用重赏来“集众人之私,鼓好胜之心”。特别是就任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以后,经常利用一切机会保荐幕僚当官。
于是曾国藩的幕府大盛,人才济济,终破太平天国,成就湘军神话。
对于每个人或势力而言,利益永远是他们最重要的目标。
如果不能,则必相背。
大义可以招揽人才,却无法笼络住人才和其他不属于自己的势力,让他们为我所用。
而使用“人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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