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逃了?好个无廉耻之徒!”
此刻,蒋委员长正在西安,忽然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来电,询问他是否预先知道汪精卫出走的事情。
接到电报后,蒋委员长心中猛然一惊,当即长复电否认,坚称目前绝无与日本谈判和平的余地。
12月22日,日本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,“日本政府,本年曾一再声明,决定始终一贯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,同时和华夏同感忧虑、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,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”,与汪精卫出走遥相呼应。
12月24日,蒋委员长从西安飞回重庆,部署辟谣。
当晚,他请端纳通知英美驻华大使,声明汪精卫绝对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。还说,华夏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,并且正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。
12月29日,汪精卫的意图终于明朗了。
汪精卫在香港的《南华日报》发表对日通和的“艳电”,向蒋委员长建议与日本罢战言和,携手防共。
汪精卫,这个名字让所有华夏人鄙视,他在抗战最危难的关头,不顾民族大义,以国家副总裁的身份投靠日本人,为日本人办事,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。
但是,汪精卫又让人觉得矛盾,他年轻时也有过革命精神,曾策划刺杀清末摄政王载沣,被捕后写出了“引刀成一快,不负少年头”的诗句!
但侥幸逃脱后却变得害怕赴死,懦弱自卑、妥协的性格逐渐占据了心智。
汪精卫在与蒋委员长的争权夺利中,一直处于下风、被动位置,这与他个人性格不无关系。
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,是一个严重的“唯武器论”的人,他看到了日本的强大,所以“九一八”事变后,非常恐日。
甚至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同仇敌忾,一度打退日本人时,汪精卫依旧觉得“须知数十年来,华夏军事经济,在物质上着着落后,固不待言;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。”
汪精卫怕打仗,怕死,所以极力促进所谓的“与日本和解”。
1935年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派人暗杀他,子弹射中了他脊椎后,汪精卫就更加怕死了、畏惧了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,汪精卫更加是惶惶不可终日,一度煽动孔祥熙在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上签字,甚至仗打了一年之后,他还对着媒体说“未关闭停战之门”。
1938年12月18日,在身边亲日派的怂恿下,终于走上了叛逃之路。
1939年元旦,蒋委员长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,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,撤消他的一切职务。
二十天后,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,一共开了十天。
蒋委员长在会上重新解释“抗战到底”,说这个“底”不是打到鸭绿江边,而是“要恢复‘七七’事变以前的原状”。
会上,蒋委员长还确定了“溶共”、“防共”、“限共”、“**”的方针。
会后,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《防制异党活动办法》的训令,还成立专门从事**工作的特别委员会。
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,蒋委员长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**上来。
与此同时,汪精卫叛国投敌,使蒋委员长面子上非常难堪他决定趁热打铁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,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,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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